第九章 對立（三）

再開庭的日期在一個月之後。傅其華的腳傷好了，找了新的住處，搬出了金佩心的家。

“我這次出庭會跟你一起去。”她對金佩心說。

“沒事。”金佩心安慰她，“你要是嫌煩，不想見到他，這件事就都丢給我來處理，沒問題。”

“還是要做一個了結吧，”傅其華嘆了口氣說，“我只有站在那裏看到對他的宣判，才能放下心來，我不想再每天做噩夢了，也不想跟西西分開，我不想再怕他。”

“你放心。這種只會跟弱者用暴力的人，最害怕的就是法律的懲罰。讓他在牢裏關幾年比什麽都強。”她對傅其華說，“你接下來怎麽打算？”

“我想回趟家，看看孩子。”傅其華說。“然後就回來上班。朋友做了一個留學工作室，邀我一起，我前陣子跟他聊過，原本當時就打算過去的，結果出了這個事，給耽誤了。”

金佩心點頭。

傅其華笑，“你看，我這個連國門都沒邁出去過的人，反倒在留學培訓這個行業摸爬滾打了好幾年，要是讓客戶知道，肯定說我是托。”

金佩心也搖頭笑，“對你來說又不難，要不，等官司的事情敲定了，你也出國散散心，順便鍍個金？”


“得了吧，”傅其華說，“孩子這麽小，我在北京都已經天天惦記得睡不着覺了，還出國，我哪舍得。”

金佩心沒有想到的是，在等待再次開庭的日子裏，她和鄭亦明在行業的一個會議上又遇到了，他是其中一個圓桌會議的分享嘉賓，講了有關中美法律科技發展的現狀對比，她才得知他以前是一個知名律所華盛頓辦的顧問。

上次庭審之後鄭亦明堅持跟她加了微信，但鄭亦明的朋友圈裏完全不像其他同行，每天分享行業信息和法律咨詢，而是發發好吃的，發發藍天白雲，只看朋友圈完全看不出他從事的職業。她也是會上聽旁邊的人說，才知道他也是去年才回北京工作。

會議中午休息的時候，金佩心在走廊外面給同事打電話，看到鄭亦明從會議室走出來，下意識地側過身，不想被他認出來。但鄭亦明明顯就是走過來跟她說話的，看到她在講電話，就隔了一段距離等了一會。等她放下手機，他走過來，說，“好巧。”

金佩心點了點頭，也不想跟他說什麽。

“她還好嗎？”他突然問。

金佩心愣了一下，才反應過來他問的應該是傅其華。

“挺好的，”她說，“只要沒有于辰出現，她什麽都挺好。”

鄭亦明有些尴尬，說，“我知道。家長裏短的案子，都是這樣一地雞毛。”

金佩心就冷笑了一下，“家長裏短？刑事案件可不是家長裏短了，鄭律師。”

鄭亦明就點點頭，說，“是。但這都是工作，你也做這行，你也知道，咱們做律師的，也沒有太多別的選擇。”

“當然有。”金佩心說，“你可以選擇不接。于辰的爸媽為了不讓他坐牢，肯定不惜一切代價。但事實擺在眼前，你們不管拿什麽出來颠倒黑白，都是沒用的。”

“我沒有颠倒黑白。”鄭亦明說，“從那天我就看出來你對我可能有點偏見，今天正好遇到了，就想跟你聊聊。”

“沒有偏見。”金佩心說，“這樣的事我也不是沒見過。去年我幫一個遭家暴的華人婦女打官司，後來敗訴了，最後婚也沒能離成。官司打完不到半年，那個婦女就跳樓自殺了。”

鄭亦明若有所思地說，“你這麽說就真的是有偏見了。我去年剛回國就幫了一個男性朋友打離婚的官司，女的為了把錢卷走還讓男的乖乖簽離婚協議，差點開車把她老公撞死。”

“嗯，明白了，”金佩心笑，“看來我們只是對彼此的性別有偏見。我願意接這樣的案子，就是想要保護婚姻中處于弱勢群體的女性。不過我也有狹隘之處，不該把個案和群體的狀況相提并論，我跟你道歉。但于辰這個案子，你想幫他脫罪，不可能。”

“不是幫他脫罪，”鄭亦明說，“他們原本就有過婚姻，又有共同的孩子，為了将來着想，傅其華不該走這條路，她會後悔的。”

“是嗎？我只知道如果于辰不坐牢，将來遲早有一天會發生更嚴重的後果，到時我才會後悔。你也會。”

金佩心說完就轉身回了會議室。

她想起上次庭審完，鄭亦明聲稱要提交新的證據，想來想去她覺得不放心，但從鄭亦明和于辰這裏又不可能得到什麽信息，她決定瞞着傅其華去一次長沙。

據傅其華說，她和于辰2016年初結的婚，她放棄了在北京的工作，跟他回了長沙和公婆一起居住。因為沒過多久她就懷孕了，所以她根本沒在長沙工作過，也沒有任何朋友和有效的社交圈。于辰是在當地一個二本院校畢業，幾年以來一直換工作，跟傅其華離婚半年多之後，他辭了職，之後再沒有過正經工作，金佩心猜測，那應該就是他追到北京來跟蹤威脅傅其華的時間。

于辰工作過的最後一個地方是一家當地的旅游咨詢公司，跟傅其華離婚的時候他就在那裏工作。金佩心輾轉找到了他以前的一個同事，一聽說是問于辰的事，那個男職員滿臉嫌棄，上下打量了金佩心好幾眼。

“你是他什麽人啊？他都辭職這麽長時間了，還來找他，你是讨債的還是他相好？真是，啧啧啧。”

金佩心雖然被這人眼神盯得很不爽，但還是覺察出了于辰的人緣實在是差，這對她來說反倒是好事。

“我是讨債的。他欠了很多債嗎？”她立刻順口說道，“他什麽時候辭的職？”

“可有一陣了，小半年了吧。”男職員想了想說，“我就記得當時把我們老板氣得夠嗆。”

“是被辭了還是他自己走的？他沒說是因為什麽，家裏有事還是什麽別的原因？”

“啊喲，要是自己走的還能惹出那麽多事來？”男同事誇張地瞪大眼睛，“當時鬧得全公司都不得安寧，要不是發現他神經病，我們老板都要把他告上法庭了！”

“怎麽回事？”金佩心聽他越說越玄，疑惑起來。

原來于辰跟傅其華離婚不久，他在外面欠了債，偷偷挪用客戶的錢，被老板懷疑，他死不承認，還跟公司裏的人打了起來，砸了東西，公司要他賠償，要告他，他竟然還拿出一個醫院的診斷，說他有精神疾病，鬧了一大通最後也沒還錢，就那麽走了。

“他有精神疾病？什麽精神疾病？”金佩心問。

男同事滿不在乎地笑了笑，“他那種瘋子，沒病才奇怪吧。一天天神經兮兮的，我早就看他不正常了。”

人渣歸人渣，有病歸有病，這個不能亂說。金佩心若有所思，她似乎猜到了于辰和鄭亦明想要垂死掙紮的辦法了。

回到北京之後，她又去找了傅其華，問她于辰以前有沒有過這樣的事。

“他倒是每次求我原諒的時候都說，說他腦子不清楚，他一發火就像變了一個人，但那都是借口吧。”傅其華說。

以前讀書的時候，她也接觸過這樣的案例，精神病或精神錯亂的确是辯護律師用于免除被告刑事責任的一個重要理由。但辯護律師只有出示被告犯罪時精神失常的證據，法庭才會就被告人刑事責任能力作出判斷。而在做不做司法精神病鑒定的問題上，法庭仍然會首先遵循“無病推定”原則。畢竟，大多數被告人其實都是精神正常的，像于辰這種曾經有過用精神病診斷來逃避還債、逃避鬧事責任的人，在辯護中通常不會走這條路。

至于于辰一家到底有沒有跟鄭亦明說實話，金佩心就不得而知了。

鄭亦明還真是個陰魂不散的人，沒過一個星期，她又在同事口中聽到了有關他的事情，果然無論什麽行業，兜兜轉轉圈子裏的人總會互相認識。

她聽說，鄭亦明在美國原本有一個相處了很多年的女朋友，女朋友沒有工作，就只能靠他用工作簽證排期等綠卡，後來漸漸地就和一個美國人走到了一起，很快跟人家結了婚換了身份。這件事對他打擊很大，他在負責一個案子的時候出了差錯，丢了工作，不得已只能回了北京。

人都是有偏見的，這偏見也都來自個人已知的身份，背景，閱歷。金佩心自知誰也不比誰高尚，更不比誰正義。

她也很想像她見過的很多人一樣，歷經挫折卻還充滿自信，像沒有受過傷害一樣去愛，去信任，去對這個世界充滿好奇和熱情，但每當她試圖做出改變的時候，她內心那個遏制不住的充滿厭惡的自己就會從角落的黑暗裏冒出來告訴她，別想了，那些都跟你沒關系，你也不配。有時接觸一些身上背負着仇恨或是惡念的人，她并沒有太多的憤怒，反而會感到深深的心酸和悲涼，像是看到了另一個平行時空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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